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企业新闻 > 公司新闻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向记者介绍，伯明翰学派指的是一系列迥异于传统文学批评的研究，这种研究更关注大众文化、青少年亚文化等，更多考虑性别、年龄、种族等文化政治因素，从而使文化研究与实际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传播与文化研究教授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是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研究学者之一，他曾作为霍尔的首批学生之一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霍尔共事，并成为美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徐德林表示，接合理论代表了霍尔等文化研究学人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一种理性思考与选择，暗示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的“别样”态度：既不是阿多诺与利维斯主义者的“批判”，也不是本雅明和萨特的“利用”，而是一种与“俯视”无关的“理解”。

　　【核心提示】作为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新知识分子，霍尔的思想具有跨学科性、开放性、政治介入性等特征。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拉克劳的“接合”理论等，都是霍尔通过“运用”把它们镀亮的。

　　2月10日，英国新创始人之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之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在伦敦逝世，享年82岁。英国《每日电讯报》官网评价霍尔称，“霍尔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创造了‘撒切尔主义’，深刻影响了新工党。”

　　事实上，霍尔不仅深刻影响了英国，更让世人得以全面地认识英国社会。霍尔是怎样的一个人？其思想如何在文化研究思潮中得以分辨、存留？日趋泛化的英国文化研究未来何去何从？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霍尔的学生、同事及专注于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者。

　　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d）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创办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由此诞生。中心创办时，霍尔便应邀加盟其中，并于1968年接替霍加特，成为该中心的第二任主任。在霍尔的率领下，文化研究的思路、方向等有了重大调整。《理解霍尔》一书的作者海龙·戴维斯（Helen Davis）曾说：“霍尔的名字就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向记者介绍，伯明翰学派指的是一系列迥异于传统文学批评的研究，这种研究更关注大众文化、青少年亚文化等，更多考虑性别、年龄、种族等文化政治因素，从而使文化研究与实际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德林告诉记者，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代：霍加特时代、霍尔时代和后霍尔时代。霍加特时代的文化研究受制于旧有的文学—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文化主义思想传统色彩；霍尔时代是不断理论化的时代，其间霍尔等人通过发行《文化研究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建立出版企业等措施，实现了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的飞跃，完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形塑；后霍尔时代是文化研究群雄逐鹿的时代，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影响却不断扩散，引发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传播与文化研究教授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是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研究学者之一，他曾作为霍尔的首批学生之一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霍尔共事，并成为美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格罗斯伯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霍尔是我的老师、导师、知音、朋友。在过去的45年中，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政治人物……我其实并不想将自己现在的所思所想铺陈成一篇文章公之于众，但美国主流媒体对霍尔离世的报道近乎空白，这又让我不得不提起笔。霍尔事业的每分每秒事实上都在为构建知识与政治间的关系作贡献，协作与对话、慷慨和谦卑是霍尔为后人留下的遗产。”

　　徐德林表示，作为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新知识分子，霍尔的思想具有跨学科性、开放性、政治介入性等特征。美国学者丹尼斯·德沃金在《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将霍尔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56—1964年为第一阶段，其间霍尔深受霍加特、雷蒙·威廉斯、E. P. 汤普森的影响；1964—1978年为第二阶段，其间霍尔吸收了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霸权思想，以及符号学理论；1979年以后为第三阶段，霍尔活跃于多个理论前沿。赵勇表示，霍尔“拿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使文化研究的范式有了两次重要转换。

　　霍尔曾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惠敏的访谈时特别提到：“你们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至于理论嘛，其实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对于理论，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我的朋友霍米·巴巴说他的工作就是生产理论，而我呢，则是运用理论。我不生产什么理论，就是运用。我把自己称作‘喜鹊’，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把什么东西都抓到自己的窝里。比如，从德里达那儿我就抓到了一件东西，就是如何去思考‘差异’。”对此，赵勇表示，霍尔几乎没有多少原创性的理论（或许编码／解码理论是个例外），但他确实是个“运用”理论的大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拉克劳的“接合”（articulation）理论等，都是霍尔通过“运用”把它们镀亮的。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众多流派中，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路径给后人留下的启迪最为深刻。赵勇认为，二者虽然都研究大众文化，却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法兰克福学派更注重理论层面的形而上思考，伯明翰学派则更看重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融合，擅长以文化视角观察、应对社会现实问题，似乎更“接地气”。

　　赵勇表示，宽泛而言，所谓的文化视角应该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总体特点，但霍尔对文化的理解与其前辈又很不相同。例如，在威廉斯那里，他只是把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理解与利维斯主义相比已然是一场革命；而霍尔则向前推进了一步，把文化看作一种“斗争方式”。他特别提出：“大众文化既是其斗争场域之一，也是这场斗争输赢的利害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众文化’很重要的原因。”

　　赵勇认为，把大众文化理解为斗争场域是个很重要的观点，因为在此之前，大众文化一直被当作一种实体性的东西加以对待。但霍尔却把大众文化看作文化霸权争夺战的竞技场。如此定位大众文化很可能意味着如下事实：大众文化本身是不存在什么立场的，谁能够抓到它，它就会为谁服务。由此可以看出，霍尔的问题意识并不是从理论本身出发，而是从社会现实的具体问题中生发而成。

　　“文化问题是新知识分子不断强调的问题。在新的政治理论中，文化分析与文化政治始终处于核心地位，霍尔也不例外。”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胡疆锋这样对记者表示。霍尔把文化看作是一种表意实践，注重探究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借此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徐德林认为，因为“始终保持理论思考与现实介入的良性互动”，霍尔在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理论视野和关注对象。正因如此，霍尔的思想始终具有当下关切性，可以有效影响或指导文化研究的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他的重要遗产之一——“作为实践的理论与方法”的接合理论。

　　1980—1985年，霍尔形塑了接合理论，从根本上摆脱了经济还原论与阶级还原论。霍尔形塑接合理论的成功并非仅仅在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传统、对还原论与本质论的持续批评，同时也联系着霍尔对“关键时刻”的把握，关乎撒切尔夫人当政以来已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英国社会文化现实对理论阐释的渴求。

　　撒切尔夫人的英国福利制度改革显然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但却为何“赢得”了后者的“认同与支持”？霍尔发现，撒切尔夫人行使了一种独特形式的领导权——“威权平民主义”，它强调“对一种基于法律、秩序和家庭价值的新的平民道德的需求”，并且“通过将受欢迎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界定为包含所有人，它也变成了一种道德力量”。赵勇称，霍尔在思考撒切尔主义的“威权平民主义”时意识到，撒切尔夫人很善于走亲民路线，很善于通过争取平民的赞同而重建威权，使平民威权化、威权平民化。新要在这场斗争中获胜，就必须知彼知己，甚至学习撒切尔夫人的平民性，用常识、大众文化抓住人心。这是霍尔的斗争策略，也是其思想有底气的原因之一。

　　徐德林表示，接合理论代表了霍尔等文化研究学人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一种理性思考与选择，暗示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的“别样”态度：既不是阿多诺与利维斯主义者的“批判”，也不是本雅明和萨特的“利用”，而是一种与“俯视”无关的“理解”。